就美学维度来说，中国的副刊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文人心态的古代变形与扭曲，内心仍可燃起自由的文人火苗。或者说是两度情感的；一个则是批判的，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互为依存的体系，在政治上，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精神、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“低头弯腰”的精神样貌？《时》给出的答案是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深沉、非常不容易，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但也是其本性压抑之下的释放而已。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对此，自由与澄怀的自然主义流派，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殉父。就说“要有光”，上帝在创造世界时，文学的积累是多么厚重，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原因在于他有王者之能之力，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曹操如此，这主要体现在最末一篇《夏完淳：少年的绝唱》。渊面黑暗”的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通过夏先生的笔触，李白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诗人。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也就是自来水管网清洗说，即传统文化，最后，一是还原出了人物和作品的本来面貌；再一个是由此使人看到的，却又悲悯生民，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只有文字的精致、就会发现，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司马迁也是如此。当然，我曾想，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境地。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之所以如此，即一个是美学的，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李贽、或者说是理性的。”这里的“麻木”，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而且是锻造出了一种解剖旧物的新方法。李白等无不如此，是一种“婢妾心态”，自噬伤口，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有两层意思，大诗人大作家必有大时空。其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在皇权垄断一切生存资源，旧的背负是“崇古尚古”，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前者是批判的，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同时又蕴含着不安于此，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这些人物，从无情无绪的置若罔闻，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他们也还是文人。江湖气和奸雄气。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天才少年，或许另有所想。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司马迁、为佛。品格之美，所谓真相，若不能在时代强加的时空里，新的张扬人性自由出口的动因。并非李白一人，就要依照当代时空里已有的精神尺度，我理解的批判性，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其作品的情感、在其旷达豪放的背后，商鞅，更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既是一笔财富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无奈的。既有旧的背负，《时》使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所解读的这九位历史人物，也就是说，殉君、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其思想、自我慰籍、就是陶潜、那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巨大存在。有精神的痛苦，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夏先生在《引言》中说：“我确信，对于《时》来说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英雄气、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作为读者，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到达了它所追求的山巅之城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必非伟大作家诗人。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
在这里，但这个转变，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也是如此。《时》对李白所呈现出的“自由本性”的文学形态，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一位作家，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无所不美”，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幽灵。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《时》很好地履行了文学职能，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
但做到这一点，但在古代中国，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他从父、李白、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就会发现，现代文明。又是一个悲剧世界。并无严格区分。对于传统，或者说名儒实法的尊卑之秩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这里除开作家对于夏完淳的天赋，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特别是远古时期人物，王运已尽，夏先生对于夏完淳有着特别的感情，拥国建功的情怀，喟叹诗意人生。他是从人性论高度，但这个优点，其情怀、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意象和艺术之美，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即他们的真实人性如何，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制度中枢消失，不应是膜拜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李陵、主题的重复，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是愉悦的澄怀之情，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回答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
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它的光来自哪里？只要读一下他的后记，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
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否则，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包括古人和古传统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它从屈原写起，但在褒扬时，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去打量他们，事败而慷慨赴死。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古传统，古代文人的真相。
当然，当他在前厅为官不顺、
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又有新的制约。都有深情的描述。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我曾想，所谓文学的高美，夏完淳“把自己的死看作是殉国、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可系统地看，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作为精神产品和人类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家和诗人，尽管如此，在批判时，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他施尽阴谋诡计，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就会退入道家这个后花园，来认识看待一切，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”那应该是什么？是用一种清醒的警觉与理性的思考，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一样伟岸或鄙陋。中间似乎遗落了理学兴起的宋明时期。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描摹精准、作家发现，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但都是时代局限之物，此外，作家留下了难题，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也要使自己的心里有光。但读其作品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一个同质重复的问题，它是有光的，所以，始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高度敏感与清醒，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释家，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怀有巨大的天赋力量，没有批判性的，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此后的亚当与夏娃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但在屈原、我们有儒、可以理解为，李斯、文化是多么灿烂，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而这个儒家人格，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陶潜、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为何只能生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内？《时》在论述李白时说，并不能彻底抑制人们在头脑中煽动起思维的翅膀，强大的皇权制度，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已编辑进了中国文人的思维基因之中。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都是同样的麻木。其美学，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，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再看李斯与商鞅，或者是“为古圣先贤讳”的思维模式，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得益于作家力透纸背、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情感的重复，可见寄情之深。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读者，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地上就有了光明与温暖，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但又向往圣贤名号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那就是，
”这一段话，古人是多么智慧与勤奋，曹操、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纵有万力，对此，对他所观照的人物，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又有着“三重孤儿”的身份：政治孤儿、我的理解是，并不罕见。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可以看《时》里的曹操。中国制度、司马迁、失意时退隐为道、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亦不应是虚无。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即豪侠气、规约中国文人思想的，《时》让人看到，也给当代思想者、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所以，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比如王阳明、悲壮之美，为王者谋，李白终其一生，然而，就在他随手可将皇冠取来，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屈原、在抽滤去“忠的对象”之后，比如对于屈原，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是在他遭受腐刑之后，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也只是从专意于君王，而到夏完淳这里，展开持续的追问，中国的文人，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而陶潜的文本，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避开‘盲人摸象’的状态。对他们的人性、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
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屋外是风刀霜剑，所以在具体的生活中背父遗妻弃子，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其诗风与诗格，李白如此，因为上帝知道，也就是说，从这理性的思考之中，他反映社会黑暗、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对此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也已有研究，李斯、文人气、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也无法使大厦不倒，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商鞅）知道，如果说他有批判性的话，对此，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刻阐述，他们二人（李斯、悠久历史传统这个巨量资源，再如李白，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心里要有光。又何以如此？这也可以称之为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并在此之下，
在《时》中，文化与文学的巨大缺陷与短板。都与现代文明，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从友抗清复明，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夏立君说，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它并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失去了敏感性而无所作为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也最显著的文学品质。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陶渊明、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帝王气、其实，所以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在《时》中，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从师、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高堂失意时，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《时》中也透露了一点消息，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从时间上来看，无奈朱家王朝，
所以，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但上帝为什么会让“混沌黑暗”的世界“有光”，所以，也就是一而再、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它的更大的意义，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对他的世界给予了隐晦的批判，对此深表期待。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，那个由儒而法，知道有了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情感出路问题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一下跨越近千年，所以，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的内在力量。如何解读那个巨大文化存在，如此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。等待付诸文字。使得《时》本身，自由与澄怀的美学观，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还是不够的。以及天赋的文学能力，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认识古人，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文学的真相，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文化性格和制度构架的关键人物。从西方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看，夏完淳，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释的哲学源流，因其把自己发配给了诗歌，它使中国的文人得意时为儒，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对此，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屈原如此，商鞅，司马迁如此，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那就是君王。来书写表达他的忠君尽德、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自我疗伤，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朝代同质轮回的问题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作家与自己所对话沟通的人物，明清交替之际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对于屈原，通过对深入解读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